一、追求社会进步，投身革命事业

巨赞法师（1908-1984），祖籍江苏江阴县，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他幼读私塾，1924年16岁 时考取江阴师范学校，在校时就关心社会民生问题，常与同学讨论时事政治和人生哲学。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他与学校师生一道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1927年，潘楚桐从江阴师范学校毕业，曾到常州清凉寺问道于近代华严宗高僧应慈法师，并提出出家为僧的想法，但未如愿。此后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在校期间，他热心爱国事业， 并积极投入革命队伍当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1929年，潘楚桐返回故乡江阴，就任金童小学校长。他一面教书、主持教务，一面参加、组织革命活动，秘密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和开展相关工作，并在江阴东乡负责开展革命宣传。他带领小学教员们开展革命活动，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组织学校教员、工人罢课罢工，激怒了反动当局，因此遭到通缉。此时父亲因病去世，他回乡料理好父亲的后事后，立即离开江阴。在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潘楚桐的内心没有退缩，革命的熊熊烈火也在心中从未熄灭。

二、披剃杭州古刹灵隐寺

1930年，潘楚桐隐居在杭州的灵隐寺。恰巧时任中国佛学会主席的太虚法师也在灵隐寺。他对潘楚桐非常器重，耐心引导。面对潘楚桐的出家请求，太虚法师嘱他撰文叙明自己出家的原因和志向。潘楚桐答应下来，当晚模仿《庄子》中的文笔，用骈文写出一篇《出家志愿书》。太虚法师看到后，被潘楚桐的真诚发心所感动，并对他的文章赞叹不已，感慨良久，随即欣然提笔，在文章的评语中写道:“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

1931年，经太虚法师介绍，潘楚桐在灵隐寺依却非和尚剃度出家，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并于南京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受戒之后，巨赞法师回到灵隐寺，继续深入经藏，勤学苦修，在佛学研究和修持方面都不断精进，这为他日后的成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巨赞法师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社长宝生长老的邀请，前往南岳讲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华夏大片国土沦丧，他在华严研究社讲堂上激愤地说:“佛本慈悲，但当今妖孽横行，日寇逆天行道残害生灵。佛亦要作狮子吼，降魔灭邪，以正天理!”

当时田汉、冯乃超、杜宣等人也同时在南岳，与巨赞法师于上封寺见面会谈。通过田汉等人的介绍，叶剑英在南岳会见了巨赞法师。叶剑英对爱国僧人参加抗日表示热烈诚挚的欢迎。随后，巨赞法师在湖南佛教界筹组抗战协会，叶剑英建议把道教徒也团结起来。在巨赞法师的积极奔走呼吁和发动下，不久，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正式成立。叶剑英参加成立大会并讲话，八路军高参薛子正兼任救难协会战事训练班军事教练。训练班结业前，巨赞法师与演文法师召集南岳青年三十多人组成“佛教青年 服务团”，他担任副主任兼宣传股长。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僧道爱国救亡运动陆续开展起来。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他看了巨赞法师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后，大加称赞，并当场挥毫写下“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八个大字题赠，赞扬巨赞法师及广大佛教徒团结抗日的爱国热情。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鼓励和发动了大批宗教人士抗战救国。在巨赞法师等人的领导下，召开各种抗战会议，广泛与社会各界人士接触，动员和组织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与此同时，在《救亡日报》中特别刊出《佛青特刊》，宣传抗日主张和佛教徒的抗日活动。佛教界走上街头刷标语, 出《佛青壁报》，作通俗演讲，激发起群众爱国抗日的信心，被称为“和尚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能在短时间内团结众多僧人和群众一起抗日救亡，巨赞法师在筹备、组织中献力尤多。由于在南岳的环境日趋紧张，巨赞法师决定南下广西，继续抗日救亡工作。

四、创办《狮子吼月刊》，发起“新佛教运动”

1940年秋，巨赞法师从长沙转移到广西桂林。广西地处边陲，桂林是抗战文化名城，这里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极佳地方。巨赞法师到达桂林后在月牙山寺任住持,并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他创办并主编佛教界进步刊物《狮子吼月刊》，继续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和佛教革新理论。在《狮子吼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巨赞法师题写了两首诗以抒 发自己的心怀：

为厌浮沉湖海梦，来傍僧舍结蓬庐；岳云千絮 凝檐碧，沩水一泓映座舒。楼外诸山无捷径，室中万卷间梵书；回看车马纷驰迹，袖手高吟意豁如。

九州沉陆滋蛇豕，绝脰刳肠亿万夫；文物忍看 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 高呼待硕儒；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

这两首诗叙述了1937年在抗战烽火中，他路过湖南宁乡时，感念祖国山河破碎狼烟滚滚的心境。巨赞法师先后在《狮子吼月刊》上发表《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佛家之救亡抗战论》《致抗日将士慰劳书》《悼念新佛教运动的战士理妙法师》等著名文章。特别是在《佛家之救亡抗战论》一文中，他对佛教“忍辱”一词有新的诠释：“至于所谓忍辱者，忍辱而不至于丧失人类之本心，又使对方因而惭愧敬仰者，可忍也。倭寇凶暴，灭绝人性，勉强忍之，在我则丧失人类之本心，在彼反将利我之思而恣意为恶，不可忍也！”

当时，巨赞法师以寺庙为掩护，经常组织从全 国各地转移来桂林的左翼文化名人到《狮子吼月刊》编辑社聚会。巨赞法师与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聂绀弩、郭沫若、柳亚子、端木蕻良、廖沫沙等交往甚密。后因日军南进，桂林告急，再加上当局政府的打压，迫于形势，《狮子吼月刊》出版至1941年 9月15日（第十期）而停刊。

巨赞法师主编《狮子吼月刊》，一方面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一方面推行“新佛教运动”。为了使佛教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和社会环境，从萎靡不振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巨赞法师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时论文章，以满腔热情倡导佛教革新运动，探索佛教改革之路，希望佛教能与时俱进，为国家、为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

基于此，巨赞法师提出佛教“生产化”“学术 化”两个口号，撰成了约二十余万字的《新佛教概论》，以此来推动“新佛教运动”。《新佛教概论》对于僧伽制度、僧伽教育的改革，僧伽人才的培养，寺庙的管理和整顿，经典、文物的保管和整理，佛教界因循守旧的积弊如何革除等等，都作了详尽系统的阐述。

在提出理论构想之后，巨赞法师更是身体力行， 在“生产化”方面,同觉光法师（后往香港）开辟和扩大西山的茶园，研究制茶方法，并增修西山风景点，开拓林园。在“学术化”方面，成立桂平佛教协会，开展各项学术活动，并设立居士林，附设五明图书馆。

五、参加开国大典，致力新中国佛教改革事业

1948年底，巨赞法师往返于港、澳、台、浙，积极配合迎接全国解放。他在香港见到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等旧友。从香港回上海时，李济深委托巨赞法师将一封绝密信件（此信原件现存国家博物馆）送交给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的陈铭枢及郭春涛。巨赞法师欣然受命，顺利完成这一危险的任务。曾任李济深秘书的郑卓人在《悼巨赞大师》诗中的“离筵承密笏,虎口敢传书”，巨赞法师在《追怀李任公》诗中的“香港筵前交密信”，即指此事。

在全国解放的前夕，佛教界动荡不安，不少佛教界人士不明党的宗教政策，怀着疑虑不安的情绪出走台湾。然而巨赞法师却坚持北上，当时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他坦言要“为佛教在新社会中，争取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到北京”。在与法舫、印顺、道安三位法师的信中 ，巨赞法师说道：“两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

正是怀着这样的赤诚之心，1949年3月，巨赞法师和李济深夫人周月卿、吕集义等北上北京，受到热情接待。巨赞法师在北京期间，广泛联络北京佛教界，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和讨论，上书毛泽东、周恩来，欢呼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陈述佛教改革的必要，并提出了改革主张。

1949年9月21日，巨赞法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日，他与众代表同行，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广场上欢呼的人民，巨赞法师感慨万千，即赋《共和国开国观礼志喜诗》：

殷殷雷震动欢声，民主新都定北京。铁骑千群惊丑虏，红旗万幅壮干城。

富强独立除前耻，统一无私载首盟。保卫和平真佛意，环球从此可休兵。

新中国成立后，巨赞法师定居北京，全心全意开拓新中国佛教改革事业。1952年，他积极参与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和筹备工作。为早日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他不辞辛劳，多方奔走。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后，巨赞法师担任副会长和副秘书长。中国佛学院成立后，他担任副院长。

巨赞法师还积极组织推动创办《现代佛学》刊 物，协助政府宣传宗教政策；创办僧尼学习班，组织僧尼劳动自养，提出“寓修持于劳动中的口号”，开都市僧尼“工禅并举”之风。他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担任抗美援朝华北总分会常务委员、保卫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委员、救济总会北京分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北京人大代表等职。

巨赞法师一直重视佛教界人才的培养。他先后在重庆汉藏教理院、厦门闽南佛学院、湖南沩山佛学社、南岳华严研究社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杭州创办武林佛学院，在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佛教教育事业，注重开放式和启发式教育，要求学生不仅要勤读佛教书籍，还要多读文史哲等学科的书籍，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报纸新闻。他在中国佛学院亲自授课，按照“生产化”和“学术化” 的目标设置课程和制定教学计划，着力培养具备多学科基础知识和较高佛学水平的佛教人才。

巨赞法师的一生曲折坎坷、命运多舛，但他始终忧国忧民、矢志不渝，在社会剧变、佛教举步维艰的转折关头，为国为民为教毅然挺身而出、殚精竭虑。他的思想和精神是留给中国佛教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作者为广西佛教协会会长，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5年第1期。本文转自“微言宗教”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