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的爱国宗教界人士”系列之六
赵朴初——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编者按】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同宗教界在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发展巩固了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一大批宗教界代表人士积极拥护党和政府领导，长期以来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荣辱与共，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重温峥嵘岁月，献礼建党百年。为讲好宗教界与党真诚合作、同心前行的历史故事，继续引导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进一步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微言宗教”特开辟“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的爱国宗教界人士”系列，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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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更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要职。他一生心怀民族大义、深植家国情怀，恪尽职守、殚精竭虑，力行匡扶正法、护国利民之事业。从20世纪30年代起，赵朴初即与中国共产党人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中，赵朴初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作出了卓越贡献。1920年，十三岁的赵朴初离开家乡安徽，来到上海求学，由母亲好友关静之照顾生活，关静之的弟弟关絅之虔心佛法，参加上海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等佛教团体。受其濡染引导，赵朴初皈依佛门，师承圆瑛法师，成为虔诚的佛教徒。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生灵涂炭。家国的深重危机，激起了这位热血青年的满腔爱国热情，更唤醒其内心慈悲济苦的信仰情怀。其个人信仰、爱国情怀及追求民主进步的理念，在赵朴初内心汇流交融，合而为一。“七七事变”后，国内抗日形势日益严峻。赵朴初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赵朴初加入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并被选为常委委员，驻会办公。同年爆发“八一三”事变，日本大举进攻上海，战火绕城，死难无数，难民四处奔逃。“慈联会”设立了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负责收容难民，赵朴初任救委会收容股主任。淞沪抗战失败，难民越来越多。“慈联会”建立的难民收容所先后有五十多个，收容难民约五十万人次，影响甚巨。此时的赵朴初和中国共产党人多有接触，关系紧密，对共产党所主张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深表认同。在赵朴初的帮助下，许多共产党人在难民所得到庇护。难民所里还秘密成立了“难民工作党委”，各收容所也都有党组织。焦明（刘平若）、朱启銮、汤镛、周克、丁瑜、诸敏等人曾受党组织委派前往开展工作，一些老党员曹狄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等，也曾在难民收容所得到掩护和救助。1937年10月，新四军成立。1938年初，周恩来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沙文汉布置工作，要求上海地下党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新四军。焦明、朱启銮等共产党人来寻求赵朴初的支持，他欣然同意。经过周密考量，赵朴初计划利用从上海租界租用的英国船运送人员赴温州投奔新四军。新四军为此专门派员来收容所，协助相关工作。1938年8月，“慈联会”将首批青壮年、少年难民中的优秀分子和不少收容所里的干部700余人运送至温州，9月下旬，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临行之际，赵朴初感慨万千，对这些青年寄予厚望，并作诗云：“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雄风舞大旗，万流归浩汉。同弯射日弓，待看乾坤转。”1938年至1939年初，赵朴初与共产党人共组织动员1200余名青壮年，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扩充了新四军的有生力量，壮大了抗日革命队伍。1940年，关絅之、赵朴初在觉园成立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赵朴初主持日常工作，教养院收养孤儿难童100余名。期间，赵朴初还将遇到风险的地下党员、革命同志留在教养院工作，名义上是教职员工，实际上是以此身份为掩护保障其安全。皖南事变后，按照地下党组织安排，很多新四军的小同志寄养于教养院。至新中国成立，教养院（后改名少年村）收养难童3000多人，其中有些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专业人才。新中国成立前夕，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北京）召开。赵朴初作为宗教（佛教）界民主人士代表参加会议，共商国家大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赵朴初对之表示十分欣慰和坚决拥护。1953年1月，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宪法起草小组。赵朴初作为“宪法草案讨论新编直属小组”第三组（无党派、宗教、少数民族）组长，参与宪法的制定讨论。就宪法草案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一条，赵朴初提出，应删除“和宗教信仰”几字。他认为，改革“宗教”是可以的，但改革“信仰”的提法则不妥，且草案中第八十八条已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后经毛泽东与其他小组成员商议，最终同意赵朴初的建议，将之改为“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故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在国家《宪法》中得以确立，从根本上保障了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极大激发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拥党爱国热情。十年“文革”期间，党的宗教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宗教工作遭遇严重挫折。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赵朴初用自己的智慧善巧，仍推动保护和恢复了一些佛教活动场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年9月，赵朴初给周恩来总理和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负责人写信，请求开放数座与日本佛教关系密切的佛教活动场所，用于接待外宾参拜。最终在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较早地恢复开放了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南京灵谷寺、山西玄中寺等场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赵朴初倾注大量心血撰写长文《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发表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和政府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党和政府处理宗教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宗教政策。只有采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待人们的宗教信仰，才符合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成为我党开展宗教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根据《通知》精神要求，中国佛教协会在赵朴初的领导下协助地方党和政府推动了宗教活动正常化等政策落实工作。20世纪80年代，赵朴初多次赴江浙沪闽粤川等地视察，直接推动了上海龙华寺、北京法源寺、贵阳弘福寺、苏州西园寺、寒山寺等一大批寺院归属问题的解决。特别是1983年3月，赵朴初致信中共中央，在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下，正式确定163座佛教道教寺观为全国重点寺观（国务院发[1983]60号文件），并交由佛教道教界管理使用（佛教142座、道教21座）。 这为改革开放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促进佛教事业健康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宪法》再次修改。相关部门采纳赵朴初等宗教领袖提出的合理建议，恢复了1954年《宪法》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并增加“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内容。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等理论问题上，赵朴初亦作了深刻探究和论述。1983年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从政策上、法律上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二是宗教徒爱国守法，拥护党的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他还强调，宗教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宗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始终着眼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宗教工作本位，聚焦重大宗教理论问题，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深邃的思想见地，认真研究思考，积极建言献策，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为佛教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新中国建立之初，佛教沉疴已久、积弊坚深、组织涣散、乱象丛生，亟待整顿振兴，以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1953年，赵朴初、巨赞法师等佛教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全国性的涵盖三大语系的佛教团体——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他指出，中国佛教协会的产生，表示着新中国佛教徒的大团结，表示着新中国佛教徒弘法利生的信心和热忱，表示着新中国佛教徒致力于爱护国家、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志愿。在赵朴初的领导下，中国佛教协会成为引领新中国佛教健康传承、团结进步、对外交流的旗帜，在促进我国佛教革新发展、与时俱进上作出了卓越贡献。1983年，针对当时教内爱教、爱国关系的讨论，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上作了《上海市佛教界人士的学习情况》报告，明确提出“爱国爱教”的口号。他强调，爱教爱国并不矛盾，宗教徒不爱国也就不能爱教，爱国是爱教的基础，只有祖国日益强大，祖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才更有保障。赵朴初在制订上海《佛教徒爱国公约》时，开创性地提出了“爱国爱教”的口号，在上海佛教界引发了强烈反响。赵朴初认为，能否坚持爱国爱教的有机统一，关系到佛教界能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原则问题。赵朴初“爱国爱教”的思想创新，是其对于引导佛教界乃至全国宗教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作出的重大政治理论贡献，影响深远。在处理佛教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时，赵朴初则依据佛陀的本怀、大乘佛教的精神传统，提出“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1983年，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正式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引发共鸣。这一理念成为当代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赵朴初认为，人间佛教的思想根源于佛教内在精神本质，外在表现为慈悲济世、服务社会的行动诉求，亦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人间佛教强调佛教利他济世的入世性，旨在消解佛教与社会、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张力，使佛教获得现实的生存土壤。而人间佛教的理念和赵朴初提倡的爱国爱教思想，在圆融世法与出世法的旨趣上乃是一贯的。正如他说，“（中国历代高僧大德）他们都是把世法上的爱国与出世法上的爱教统一起来，也就是把世法的爱国与出世法的爱教圆融起来而当机弘法利生的。”可以说，赵朴初爱国爱教、人间佛教的思想建树，是新的历史阶段我国佛教发展探索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深刻影响了新中国佛教发展方向，积极回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具体体现。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指示，可以通过佛教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民间交流。赵朴初对之高度赞同并积极响应。赵朴初指出，国际友好交流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佛教交流乃是民间外交的重要内容。赵朴初秉持佛教平等和平的理念，同亚洲以及世界各国佛教界广泛开展友好往来，积极参加国际和平组织，大力宣传中国宗教政策，展示中国建设和发展成就，彰显和平友好形象，增进团结友谊，促进民心相通，打破西方外交孤立和封锁，为开创新中国外交局面，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都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赵朴初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可通过民间促官方，佛教是很好的载体。”1952年，赵朴初委托来京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日本代表向日本佛教界赠送了一尊药师佛像。随后，日本佛教友人大谷莹润、菅原惠庆等发起护送二战时期中国在日殉难劳工及烈士骨灰回归祖国活动。从此开启战后中日两国佛教界交往的序幕。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赵朴初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与日本佛教界建立了友谊。1961年，日本佛教界发起“日中不战之誓”签名运动，《誓言》称：“我们在佛陀面前宣誓：不敌视中国，为实现世界和平，加速恢复日中邦交，与中国不再动干戈，永远不开战。”1963年，发起召开“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促成中日佛教界共同举办纪念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活动；1980年，迎请日本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塑像回中国探亲，成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佳话。1993年，出席日本佛教界举办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并提出著名的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黄金纽带”的构想等。中日两国佛教界频繁、深入的往来，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奠定了民意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赵朴初还曾出访南亚、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多次护送佛牙舍利远赴缅甸、斯里兰卡、泰国等地接受巡礼供奉，与各国佛教界坦诚交流、增进互信、结下深情厚谊，在国际上广泛播撒慈悲、圆融、平等、和平的佛法种子，凝聚和壮大了世界和平的力量。最重要的是，通过民间宗教及文化的交流，让国际社会真实客观地了解了我国宗教政策及现状，消除误解和偏见，从而奠定坚实友谊的基础。这也是赵朴初积极开展对外交流的重要初衷之一。1961年3月，赵朴初随团赴印度新德里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期间，赵朴初代表中国代表团参加泰戈尔百岁诞辰纪念会。不料，印度代表突然攻击中国政府。赵朴初义正词严予以驳斥，顿时四座震惊，纷纷拍手称妙。赵朴初的发言维护了国家的声誉和尊严，展现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国家荣誉感。印度尼西亚的代表称赞道：“赵朴初是捍卫祖国尊严的勇士！”后来，赵朴初将发言内容写成《如果泰戈尔还在》的长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55年，赵朴初等率团护送佛牙舍利赴缅接受巡礼供奉。在参访期间，一位缅甸尼众道场住持作了一首长诗赠给代表团。前来瞻拜的缅甸民众无不赞叹舍利到访的殊胜功德和中国人民的殷殷善意，更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对中国人民的好感。1961年，中国佛牙舍利应请赴斯里兰卡接受巡礼供奉，喜饶嘉措大师、赵朴初亲自率团护送。赵朴初认为，佛牙舍利的成功出访，不仅表明了中国崇尚和平、反对战争的立场，释放出新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友好关系的善意，发挥了佛教在民间外交上的独特作用，同时也有力批驳了国际上攻击新中国宗教政策的杂音。开展佛教对外友好交流，彰显了赵朴初圆融不二的理念。从世法来看，开展国际交流，可以促进民心相知相通、拉近彼此心理距离，实现民间友好；从出世法来看，佛教的国际交流与传播，体现了赵朴初广利有情、慈悲普度的菩萨愿行。“圆融”，是赵朴初重要的人生标签，亦是其证悟境界的体现。赵朴初虽栖心佛门，一生致力于佛教事业，然学佛未敢忘忧国，家国危难之际，毅然决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赈济难民，收养难童，亦受共产主义思潮感召，交际进步民主人士，帮助地下党，选拔组织精壮难民参加新四军，壮大抗日、革命力量，与共产党人结下特殊情谊。新中国成立后，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参政议政，肝胆相照，投身新中国佛教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在协助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阐释宗教根本特质，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正确处理政教关系等方面，赵朴初进行了深刻思考研究，形成很多理论成果。他提出“爱国爱教”相统一的口号，提出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的构想，这些都成为中国佛教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和指导思想，促进了佛教的现代转型，赋予了佛教现实的生机活力。他积极主导开展佛教国际交流，为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展现我国佛教精神面貌，促进民心相通、民间友好、相知相融，进而为国家的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佛法与世法不二，宗教的理念与现世生活的追求亦能相融为一。正基于此，赵朴初提出，“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赵朴初如是知，如是行，孜孜不倦，始终如一，堪称党的亲密朋友、爱国爱教之楷模。（作者陈长松 ，单位为中国佛教协会《法音》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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