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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苏轼的孝道践行与佛教情怀
日期:2019年06月16日    来源:本站     编辑:管理员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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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节最初源于20世纪的美国,顾名思义,这一节日的设立即是为了表达子女对父亲的感恩。与母亲节一样,父亲节虽然也是西方节日,但这两个节日的内涵其实与中国传统的孝道不谋而合。近些年来,父亲节与母亲节在中国也变得越来越普及。其实,对父母的敬重与感恩自古代就被人们视为美好的品德。本文将以北宋文学家苏轼为例,解读苏轼的孝道践行与佛教情怀。

    北宋文学家苏轼一生忠君爱民、刚正不阿,他在朝政上的累累功绩也常被后人称颂。除此之外,苏轼也是一位孝子。关于孝道,《礼记》中曾这样讲:“君子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也就是说所谓的孝子应当理会并继承父母的心愿。年少时的苏轼曾有一段与母亲的佳话: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苏母希望苏轼能成为像范滂一样的人物,苏轼最终当然也未负母望。而在苏轼22岁与31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与父亲先后病逝,苏轼放弃了仕途,坚持辞官归蜀守孝三年。可以说,在苏轼早年的岁月里,他思想中的孝道观念可谓透露着明显的儒家道德色彩。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加,苏轼对父母的敬爱也融入了更多的宗教元素。苏轼曾在父亲生前以十万钱购买吴道子的菩萨画像赠予其父,其父过世后,苏轼出于为之追福的目的,便将先父生前最喜爱的画像施舍了出来,并还资助惟简和尚建造大阁来珍藏此画。

此外,他还曾捐赠过母亲的遗物并让画匠画阿弥陀佛像为之祈福:“眉山苏轼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

苏轼还曾和弟弟一起布施过绢布百匹,并制造了一尊地藏王菩萨像悼念双亲:“某与舍弟某舍绢一百疋,奉为先君霸州文安县主簿累赠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萨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乞为指挥选匠便造,造成示及,专求便船迎取,欲京师寺中供养也。”

直至晚年苏轼漂泊至偏远岭海,他依旧没有忘记母亲的忌日:

轼迁岭海七年,每遇私忌,斋僧供佛,多不能如旧。今者北归,舟行豫章、彭蠡之间,遇先妣成国太夫人程氏忌日,复以阻风滞留,斋荐尤不严,且敬写《楞严经》中文殊师利法王所说《圆通偈》一篇,少伸追往之怀,行当过庐山,以施山中有道者。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八日书。

这是苏轼在人生末年对自己七年岭海生活的回忆,因为贬谪在外,苏轼没有条件像以往一样为已故的双亲供养佛事。如今北归时又逢亡母忌日,他便抄写《楞严经》中的篇章为母冥福。

  从这些事例可知,宋代的佛教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独特的社会背景也推动了佛教礼仪与孝亲祭祀的融合。早在唐末慧能大师提出了顿悟的修行法门后,佛教修行便逐渐走向了平民化与世俗化的路线,“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这一言论消除了社会等级的差异,为每一个在佛法修行中的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而宋代净土宗的兴起再次为佛教提供了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另外,当时的契嵩法师曾大力推广“儒释会通”的思想,他在《孝论》开篇中就指明了孝道的重要地位:“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佛教在形式上虽然会剃发易服、远离众亲,但在契嵩看来,真正的佛教徒是应该严格践行孝道的。“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也。”一语也有力地说明了佛教修行是要以孝道为根本。此外,当时的盂兰盆节可谓是孝道与佛教文化结合的表现之一,在《东京梦华录》中曾这样记载宋代的中元节: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㡌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増倍。……城外有新坟者,即往拜扫,禁中亦出车马诣道者院谒坟。本院官给祠部十道,设大会,焚钱山,祭军阵亡殁,设孤魂之道场。

  从宫廷贵族到市井民众,中元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而更像是一种带有浓厚祭祀元素的民俗。所以,孝道特别是敬母已经成为一种天经地义之事,《佛说孝子经》中也讲到:“亲之生子,怀之十月,身为重病。临生之日,母危父怖,其情难言。”自己的生日即是母亲的难日,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佛经中也有戒杀之说:“生日不宜杀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己身始诞之辰,乃父母垂亡之日也。是日也,正宜戒杀持斋,广行善事,庶使先亡考妣早获超升,见在椿萱增延福寿,何得顿忘母难,杀害生灵,上贻累于亲,下不利于己。此举世习行而不觉其非,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一也。”如此看,对于苏轼而言,无论是捐舍父母遗物,还是为双亲抄经祈福,这些行为可谓虔诚至极。从宗教意义上讲,这或许可让已故双亲脱离苦海;从现实意义上讲,这也让苏轼获得了精神慰藉,并且延续了对亲人的追思与怀念。

总之,苏轼对父母的敬爱与追思已不言而喻,佛教中的孝道观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空间。佛经中的回向偈中有“上报四重恩”的说法,所谓的四重恩,即是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和三宝恩。父母恩位于四恩之首,这也说明了父母的恩德是其中最根本的恩德。《佛说净饭王般涅槃经》中曾记载了佛陀的父亲净饭王临终前的情景:“天耳遥闻迦维罗卫大城之中,父王悒迟,及诸王言。即以天眼,遥见父王,病卧着床,羸困憔悴,命欲向终,知父渴仰欲见诸子。……于是,世尊即以神足,犹如雁王踊身虚空,忽然而现在迦维罗卫。”在这个故事中,佛陀对父亲的挂念与儒家倡导的孝道也有相像之处。当然,佛教中的孝道又不仅止于此,《梵网经》中曾提到过:“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

  因此,佛教中的孝道是一种遍及众生的大爱,是一种注入了佛教众生平等的生命伦理思想,而父母作为生育养育自己的人,也自然特别值得感恩和敬重。总之,佛教对于父母恩的肯定也与我国的传统孝道相契合,其中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赞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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