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崇尚吃苦耐劳、勤劳奋进的民族。佛教虽说为修心解脱而生，但这种的修行并不仅仅只是面对一纸经文时的空想空谈，比如《无量寿经》中曾提到修行应当“勇猛精进”，又如佛教中的农禅并重便开创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传统，还有“胁不沾席”的故事也赞美了佛教徒苦心修行的品质。而佛教中的劳动观落实到生活中则恰恰是实践精神的体现，这一点在北宋文人的生活里尤其明显，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喜好参禅，并且这种参禅感悟往往伴随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之中，苏轼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苏轼一生经历过三次贬谪，他的名号“东坡居士”也是诞生于第一次贬谪即黄州时期。苏轼初贬黄州时曾一度消沉至极，但出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亲自下田躬耕以维持生计：“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1]被迫劳作的日子可谓辛苦至极。不过当苏轼真正踏入农田之时，生活也逐渐摆脱了往日的平淡无味：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
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
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
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
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
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
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
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

春季种稻，夏初分秧，秋时丰收，不同的季节也让不同的劳作经历变得丰富多彩。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在劳动躬耕的过程中，苏轼也明白了如何合理运用牛羊资源以及农作物的生长特点。

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
下隰种秔稌，东原莳枣栗。
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
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
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
家童烧枯草，走报暗井出。
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他把躬耕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为贬谪生活添加了些许乐趣。黄州时期苏轼常常阅读佛书，但他却并未沉溺于佛门而不问世事：
所云读佛书及合药救人二事，以为闲居之赐甚厚。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5]苏轼通过“食龙肉”与“食猪肉”的譬喻说明了两种不同的学佛取向。他将陈述古对佛教的态度比喻为“食龙肉”，把自己对佛教的态度视为“食猪肉”。龙肉虽美，但是没有人品尝过，这只是人们想象中的一厢情愿。而猪肉的味道也许不及龙肉，但却是可以实实在在吃到肚子里的。对于佛教，苏轼多是怀着“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的态度，他不会盲从于学佛，只是希望在佛书中可以吸取到对自己有益的部分。苏轼认为“出生死，超三乘”是一种较高层面上的追求，它虽然玄妙高深，但却远离了现实生活。苏轼所认同的态度则是“期于静而达”，也就是希望通过佛教使自己明心见性，除却烦恼，这可谓是他于佛教中所探求到的生活修养方式。所以，他更欣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体会佛法，也正如“东坡居士”这一称呼恰恰是缘于黄州城外东坡山上所开垦的一片荒地，可见，躬耕生活在苏轼的眼中也是值得津津乐道的。晚年时，苏轼又被贬至惠、儋一带，如果说惠州尚有“日啖荔支三百颗”[6]的乐趣，而儋州生活几乎一无所有：“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大率皆无耳。”[7]苏轼晚年曾创作过大量和陶诗，但诗文里的安逸淡然并没有让他真的成为一个世外桃源里的闲人，他在海南依旧功绩累累：“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8]苏轼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努力让当地人从愚昧落后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愤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9]苏轼爱民亲民，在他眼里，汉民、黎民同为百姓，他大力批判了对待黎民鄙夷欺谩的态度，努力倡导和谐相处。“听我苦言，其福永久。利尔耡耜，好尔邻偶。斩艾蓬藋，南东其亩。父兄搢梴，以抶游手”，[10]他还鼓励当地人开垦荒地，倡导躬耕，并重视农业发展。苏轼与儋州百姓在一起的日子可谓其乐融融，“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11]“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12]苏轼在儋州虽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落魄生活，但却始终悲心未减。当时的海南百姓以杀牛为常事，他们“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13]富裕人家甚至会杀牛数十只。当地人历来“以巫为医，以牛为药”，[14]只寄希望于巫术求得健康。苏轼在《书柳子厚牛赋后》中深知此陋俗不仅不能治好病，甚至还表达了对牛无辜而死的痛心：“牛登舟皆哀鸣出涕，……哀哉！予莫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赟，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15]他将这篇文章写给琼州的僧人道赟，正是希望让他告诉有良知的乡人，或许会为牛的减少而悲哀。
《书城北放鱼》还曾记载了苏轼买鱼放生一事：
儋耳鱼者渔于城南之陂，得鲫二十一尾，求售于东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买放之。乃以木盎养鱼，舁至城北沦江之阴，吴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时吴氏馆客陈宗道，为举《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因缘，说法念佛，以度是鱼。……尔时宗道说法念佛已，其鱼皆随波赴谷，众会观喜，作礼而退。会者六人，吴氏之老刘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阳王介石、温陵王懿、许琦；舁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书。[16]
可见，苏轼不仅自己放生，他还带动了身边的人一起戒杀。儋州的物质生活环境虽说落魄至极，但苏轼的内心却并不孤单，他曾一次次地声称自己就是海南人：“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17]“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18]“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19]“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20]苏轼之所以可以如此钟情甚至无悔于终老海南的原因，其实正如他曾写过的一句诗——“此心安处是吾乡”，[21]这种心安是乡的情怀无关荣辱与物质，它恰恰是在看破外在束缚后的洒脱和坦荡，更是无愧己心亦是无愧他人的自在和安宁。
苏轼的一生可谓波折重重，他虽三次遭贬，期间也屡生遁入空门之意，但却从未真正逃离于红尘之外。佛教对于苏轼而言，也不单单只是一门出世的宗教了，它以其独特的观照方式渗透于苏轼的身心。丰富多彩的劳作生活让苏轼体会到了生活的本真意义，也让他在苦难中寻求到了一种随遇而安的旷达与喜悦，这种超然洒脱的精神不仅与儒家的积极入世相得益彰，同时也印证了禅宗直指心源、自性自度的特点。总之，苏轼对于劳动和实践的理解可谓与生活禅有着十分相像的一面。关于禅，净慧长老曾从四个方面对之进行过解释，他认为“禅是方法，是道路，是体验，是境界。其中的体验，就是要亲身经历，亲自感受，这是一个言教与身教并行的过程。”[22]净慧长老还曾做过一个比喻，他认为“有种人只有眼而没有腿，这种人只是单纯地明白道理，空有理想而没有实际行动，所以也不会有任何成就。”[23]可见，苏轼对于实践的倡导也与禅宗修行有着相通的一面，这种修行从不应该是脱离现实的哲理思考，应当脚踏实地，从自身生活的点滴做起，在实践中开悟，在劳动中养心。
（作者为四川大学宗教学博士研究生陆雪卉）
注释：
[1]（宋）苏轼著：《东坡八首（并叙）》，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4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石家庄第1版，第2242页。
[2]（宋）苏轼著：《东坡八首（并叙）（其四）》，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4册，第2248-2249页。
[3]（宋）苏轼著：《东坡八首（并叙）（其五）》，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4册，第2251页。
[4]（宋）苏轼著：《东坡八首（并叙）（其二）》，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4册，第2245页。
[5]（宋）苏轼著：《答毕仲举二首（黄州）》，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17册，第6183-6184页。
[6]（宋）苏轼著：《食荔支二首（其二）》，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4744页。
[7]（宋）苏轼著：《与程秀才三首（一）》，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17册，第6068页。
[8]（宋）苏轼著：《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4994页。
[9]（宋）苏轼著：《和陶劝农六首（并引）（其一）》，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4866-4867页。
[10]（宋）苏轼著：《和陶劝农六首（并引）（其四）》，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4870页。
[11]（宋）苏轼著：《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符、吴皆坐客，其余皆即事实录也）》，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5029页。
[12]（宋）苏轼著：《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5022页。
[13]（宋）苏轼著：《书柳子厚牛赋后》，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7382页。
[14]同上。
[15]同上。
[16]（宋）苏轼著：《书城北放鱼》，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8128页。
[17]（宋）苏轼著：《别海南黎民表》，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5119页。
[18]（宋）苏轼著：《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二）》，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5126页。
[19]（宋）苏轼著：《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4835页。
[20]（宋）苏轼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5130页。
[21]（宋）苏轼著：《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点校：《苏轼全集校注》，第9册，第526页。
[22]净慧法师：《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76-178页。
[23]净慧法师：《中国佛教与生活禅》，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