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上，鲁迅先生始终坚定的站在那里。从他创作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以笔为刀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吃人”本质，对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回归到鲁迅先生本人的思想，佛教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鲁迅还未足岁时，就被父亲领到寺院里拜师，在寺院里耳濡目染接触了很多，对他影响至深。一直到他临终那年，还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第一位师父》，追忆他当时所在寺院的住持法师。

除了结识这些佛教僧人，了解近代佛教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外，他对佛学研究的兴趣更为浓厚，还曾以实际行动帮助佛学的传播。1914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爆发前后，鲁迅先生开始大量阅读佛教经典，研究佛学。这一年，他购买的佛学书籍多达70、80种，占全年购书数量的一半。除了自己阅读以外，还会给绍兴老家寄一些佛经。他曾对《百喻经》评价很高，“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亦随在可见。”因而，他还亲自校对《百喻经》的中文译版，并出资刻印出来。

梁启超参与发动戊戌变法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但事实上，他在五四运动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他在思想上给五四运动指明了方向，也以行动促使了五四运动的发生。恰在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游历欧洲诸国，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现状，对现代西方文明感到失望，而将关注点放到了复兴东方文明之上。其中，佛学研究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对佛教的关注始于同康有为、谭嗣同、欧阳渐等人的交往、交流，他对佛教精进、进取的思想精神十分赞同。

五四运动不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全国各个阶层的人民联合起来斗争，也是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彼时，从北京开始爆发的大规模游行，迅速席卷至上海、天津等地，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这股雷霆之力吸引了一向关注社会发展的太虚大师。谛闲法师、印光大师、圆瑛大师、虚云老和尚等都渐渐开始推动中国佛教近代化。尤其是圆瑛大师在上海的弘法实践，一改过去山林佛教的模式，开始了中国佛教城市化的进程。

可以说，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同样如此。如今，佛教在新时代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爱国爱教依然应该不断坚持和实践。期待今天佛教界的青年僧才也能站在的时代的高度，推动中国佛教的新发展。从五四运动到新时代，中国青年迎来了更为光荣且更为艰巨的使命。“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了广大青年积极拥抱新时代、奋斗新时代的坚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