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霖法师，俗名王天顺，1905年4月28日生于四川新都的一个贫苦家庭。1917年，在新都出家，四月初八日，他的师公常参老和尚和师父衍悟法师，为他举行了剃度礼，给他取法名宽霖，号广深，派字广泽。后在成都文殊院担任衣钵、监修、知客。1930年以后，曾到宁波观宗寺、七塔寺，杭州梵天寺、圣水寺，苏州报国寺云游参学，任宁波观宗寺学监、堂主，九江黄龙寺方丈。1944年回文殊院任知客、堂主。

    1931年，宽霖向文殊院告假，出外行脚参访，朝礼天下名山大刹。他自重庆东下，抵达上海，转往宁波，在四明山观宗讲寺，入弘法研究社受学，聆听谛闲老和尚、宝静法师讲天台教观。后来因成绩优良，宝静法师命他担任弘法研究社学监，及观宗讲寺堂主，他也依宝静法师学习古典文学。3年后，他又赴杭州参访，向摩尘、心慈、静修等法师求教法义，并曾到苏州报国寺为印光老和尚礼座、依德森法师修习净土法门。后来曾随侍宝静法师同去九江，登庐山礼远公祖师道场，时值黄龙寺方丈圆寂，寺中两序大众推请他代理方丈。1936年，重庆华严寺方丈宗镜法师一再函邀，请宽霖法师返回四川，到华严寺讲经。

    宽霖返回四川重庆，先后在华严寺、三学精舍讲经，次年回到成都，先后在照觉寺、宝光寺、绵竹祥符寺、峨嵋山毘卢殿等道场宣讲经论。由此道誉日隆，缁素钦仰。1944年，回到文殊院担任藏主，潜心研读大藏经，并讲授佛学。后出任堂主并兼代知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宽霖法师仍驻锡文殊院，先后担任知客、监院等职务，协助老方丈道悟禅师管理寺务。1953年，老方丈道悟为他传法授记，由他接受衣钵，出任文殊院住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宽霖法师多次被批斗、殴打，戴高帽、罚劳动，受到了种种精神上的虐待。这时法师已年逾花甲，他以佛家忍辱的精神，忍受种种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屈辱，坚决不离开寺院。他困守在文殊院中，率领着一些未离寺的僧众，坚持护寺工作，尽量使文殊院的建筑设施和所珍藏的历代文物减少损失。

    1978年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寺院恢复活动，宽霖老法师被宗教部门委任为文殊院方丈，负起清理和修缮文殊院的重任。经过数年努力，修缮工程告一段落后，文殊院恢复旧观，继而开始了寺院弘法活动。

    老和尚为法忘身，以八十余岁的高龄，为了佛教的复兴，席不暇暖，奔走各地，讲经弘化。1986年，宽霖老法师又受命兼任云南省鸡足山祝圣寺方丈，他不顾年迈途远，到鸡足山晋山视事，以后还常去照应寺务。

    1993年春，文殊院举行传戒法会，宽霖老法师任得戒和尚，遍能老法师任羯磨和尚，惟贤老法师任教授和尚。在一个月的戒期中，宽霖老法师由于在文革期间两腿两脚受过伤，加上风湿严重，行动极不方便。但传戒是佛门大事，法师不敢稍有怠忽。他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每天仍然坚持由侍者掺扶着升座，为戒子讲开示、授戒、举行佛事等。

    宽霖老法师谆谆告诫受戒的青年戒子，要精进修学，管好寺庙，发心住持正法。苦口婆心，真挚恳切，使听者无不感动。从1990年开始，他先后主持了文殊院、宝光寺、祝圣寺等大寺院的首次传戒法会，戒子遍及四川云贵各地。

    1980年以后，宽霖老法师除了担任文殊院方丈外，还先后担任着成都市佛教协会秘书长、副会长、名誉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及四川省、成都市政协常委等职务。

    1999年6月8日，宽霖老法师世缘告尽，在成都文殊院示寂，世寿95岁，戒腊80夏。